忿怒的故事源於香港，為何卻能打動人心？你或許可以讀讀這篇報導：它說明香港的公屋問題。香港因為房價太高，政府便興建廉價住宅「公屋」。但排到公屋的人、和蝸居於昂貴迷你房的人不成比例......原來，一樣的問題不只在台灣在台北。原來，忿怒說的，就是你我正面對的事......。
亞週週刊第二十五卷 第四十期
香港迷你住房裝載新貧悲歌 ｜陳競新
香港樓價急升租金飆漲，出現面積不到一百平方呎的「劏房」，平均租價比豪宅還高。中產階層陷入「向下流動」，眾多大學畢業生蝸居其中，失去中產生活品質。「劏房」裝載新貧階層的悲歌。
香港房屋租金飆漲。港島西營盤一個三十年樓齡的八十平方呎（約八平方米，二點五坪）迷你套房，十四樓，每月租金五千港元（約六百四十美元），平均每呎租價六十三港元，比大部分豪宅還要高！而旁邊一個同樣大小的套房，只是有一扇向海的窗，月租就增加五百，即是五千五百港元！
香港近年出現將一個住宅單位「劏」（粵語，宰割）成只有約一百平方呎的超級迷你住房，遍布全港，甚至已擴展到富豪區的跑馬地，半山區的堅道。
半山區，在香港被視為高級地段，地產代理黎小姐帶同租客看房，同樣是舊樓改建，卻只有屋簷下對著走廊的換氣窗，八十平方呎，每月租價達六千三百港元。黎小姐拋下一句：「一位大陸博士生幾天前才搬走，要的話要快，這類套房很搶手的。」她說的是事實，在西區至西半山一帶搶租這類套房的，還有老外、會計師、空姐、銀行職員等人。五千元租金的套房，配有床舖、電視和冰箱，裝潢不錯的，業主更會挑客。
香港這個繁華閃爍的大都會裏，另外亦隱藏著最基層的十萬家庭，默默擠在與惡臭昆蟲為伴、毫無尊嚴的「小箱」式迷你住房，早已國際關注。至近年更湧現大量擁有大學程度或傳統上被視為擁有尊貴職業的年輕族群，面對著薪酬永遠趕不上租金上漲，職場晉升機會又渺茫的前景，也只能蝸居在這類與工作地點比較接近的七、八十平方呎套房，回「家」，只求睡覺。這些本來被視為社會未來棟樑的「八十後」，每天在職場上營營役役，表面風風光光的，晚上卻只能屈居在小小的牢籠裡。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形容他們為「貧窮的新一代」，是香港社會中產「向下流動」（downward mobility）的特殊現象。
這顯示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並不能擁有中產階級的生活品質。周永新向亞洲週刊說：「我們定義貧窮，不能僅看收入，還要看獲得的社會支援和個人的期望；這些月收入萬餘元的包括很多剛畢業幾年的大學生，他們沒有資格得到社會援助（像申請公屋），收入又追不上通脹，尤其是今天香港整個經濟由金融和地產主導，不從事這兩個行業的話，對前途完全沒有盼望，生活在挫敗和不安之中。」
香港今年第二季月收入在一萬至二萬港元之間的受薪階層，數目佔勞動人口三成，約一百一十六萬八千人，年紀大部分介乎二十五到三十四歲，正是「八十後」，周永新表示，這些人當中包括不少大學畢業生。
變成葫蘆型社會
周永新表示，二戰後香港社會的組成是金字塔型態，富少貧多。到一九七零年代公屋出現、經濟多元，社會大多數家庭獲得安居，社會組成逐漸變成橄欖型態，中產階層成為主流，但到近來這些年社會經濟劇變，社會結構又變成葫蘆型態，中產下滑，貧窮人口再度激增。「上層還是那些人，中層的卻像人的肚子一樣，向下墮。」他特別為那些還沒畢業便申請公屋的大學生辯護說：「買樓無望，不就『馬死落地行』，先申請再算？」
香港租金升勢不止，與過去六年樓價不斷上漲同步；但當今年下半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機，樓價開始向下跌，租金反而像在搖搖板的另一邊，進一步急速飆漲。據港府統計處數字，八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達百分之六點三，其中私人房屋租金是帶動升勢的主要動力，八月按年便上升百分之八點六，為兩年半以來最高，財經界廣泛認為，由於租金相對於樓價有滯後效應，預料租金上升的壓力將陸續在下半年浮現，上升達雙位數字。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今年八月發表調查報告，香港自零八年以來的三年間租金升幅每年平均為百分之十五點一，其中四百平方呎（約四十平方米）以下的私人住宅小型單位升幅最凌厲，達到百分之二十一。如新界沙田第一城一個四百平方呎單位，月租達九千餘港元，港島區同級單位普遍達一萬港元，於是位於上班族工作地點的港九市區一帶的舊房，便遭到業主不斷的「劏」，越「劏」越多，裝載著眾多新貧窮階層的悲歌。
在傳媒業任職中層管理的Simon，自中文大學畢業已八年，三十一歲，畢業後搬到靠近工作地點的港島北角，租住一個三百餘平方呎的舊房，月租四千多港元。零七年租金升到六千多港元，他便開始了劏房的生涯，以三千七百港元租住一個一百五十平方呎的套房；可是租金繼續上升，今年六月，他再次降低居住質量，搬到一個不足一百平方呎、月租三千五百港元的套房。
Simon表示，地方太小，要特別買一張小床，自己身高才一百六十五公分，睡覺時也無法躺直，可是「沒有辦法，必須面對租金太貴的現實」。他說：「我這個年紀如果花太多在租金上，划不來，雖然我從畢業至今薪水已升五成，比很多人好，但還是能節省就節省，以後是否能買樓，我不知道，反正是要多儲點錢。」
像Simon這類案例多的是，更無奈的是一位有多個套房物業的業主在外獨居多年的兒子，也要窩住在這種「劏」開的套房裏。三十二歲的周先生從事證券業，底薪一萬一千港元，他同時協助父親打理位於九龍城衙前圍道一帶的舊樓套房物業；他本來以五千港元租住港島一個三百餘平方呎的單位，近日租約期滿，業主竟加租到八千港元。他隨即四出尋找新的單位，結果發現都太貴了，於是搬到父親的其中一個套房居住。他平常說話態度溫文，談到這件事卻表現氣憤，他說：「原本住所坐地鐵上班很近，現在住這裏又舊又不方便，感到很鬱悶！」
有些套房的價格便宜些，可是居住環境更差。租住者並非上述的新貧階層，而是那些只知認命的最底層市民；達嘉樓位於港島西營盤干諾道西，十一層高，大堂掛著各層的公司名牌，儼如一幢商業大樓，走進去卻是另一個世界；大樓住客除了有各色人種，不少是群租的外宿菲律賓傭工，還有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協助庇護的南亞裔難民。由於整幢大樓的大業主把單位外包給不同的小業主，小業主各有做法，有的單位裝潢得比較整齊，有的卻是隨意整修，大樓的鋼筋外露，天花板滲出橙色的排污渠渠水。
輪候公屋遙遙無期
五十三歲的王先生在桌球室當服務員，月入才七千多元，住在達嘉樓一個八十平方呎小套房，月租二千五百港元，他長年生活在社會底層，對於大樓的環境，沒有半句怨言，不過，他等候公屋的心情溢於言表；站在小套間外，他向亞洲週刊細談自己的生活經歷，突然間說：「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分配到公屋呢？」
王先生已申請公屋，按香港政府承諾，輪候公屋只需三年，不過長期關注基層住房問題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陳紹銘批評：「這根本是一個謊言！」他表示，香港回歸前後備受國際關注的籠屋已逐漸減少，卻又興起另類的貧窮住宿現象，其中以工廠大廈劏房問題最嚴重；他向亞洲週刊說：「政府總是用監管的角度看這種房屋問題，但清拆這些違規建築，這些貧窮人士還是要繼續在私人市場浮沉，不是又會衍生出另類的劏房問題？而且這些住在劏房的主要都是非長者單身人士，早已被排除在這三年上樓（獲配公屋）的承諾之外。」
原來，香港負責營建公屋的房屋委員會自二零零五年九月，已將非長者（五十八歲以下）單身的申請人士剔除在三年內獲批公屋的承諾外，並限制每年只給這批人發放兩千個公屋配額。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劉國裕分析，近年每年申請加入公屋輪候冊的四十歲以上非長者單身人士達五千五百名計算，遠不能滿足需求。一些大學生畢業後故意壓低薪金水平以符合申請公屋資格，即使他們收入符合申請公屋的低薪資格，但以現時政策，要獲得分配，也起碼要等超過十年。
香港的舊貧窮階層與新貧階層生活方式各異，卻都要在環境逼人之下同唱住屋悲歌。特首曾蔭權十月十二日即將宣布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如何解決房屋問題，已成為香港全城關注的焦點。
究竟政府是打算復建居屋？還是要放寬申請公屋資格？輿論有各種意見，但不論從自由經濟角度還是從社會福利角度，都呼籲港府必須因應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重訂長遠房屋策略。
九月初，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教授許智文曾就此會見曾蔭權。許表示，香港房屋問題已成為定時炸彈，年輕人的怨氣大多來自於對居住環境的不滿，港府須肩負更積極角色。他向亞洲週刊說：「香港土地規劃和房屋政策，長期都是解決貧富不均問題的重要工具，特區政府近十年的相關施政卻滯後於社會變化，目前最重要就是看政府怎樣做了。」
轉載自：2011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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